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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速记(速录)的发展概况

发布时间:2011/9/3 11:51:45 阅读次数:13069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作为一种快速书写技术——速记术,早在两千年前的汉朝就已经萌芽。当时我国文字由“隶书”演变到“草书”,就是为了应付急需而创制的一种快速书写的简体字体,实际上就是古代的“速记”。

    到九世纪,中国唐朝曾经出现一种快速记录方法,几乎可以与语言的速度相等。可惜具体的记录方法失传了(见英国李约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

    采用简单符号记录语言的中文速记,起源于十九世纪末期( 1896 年),到现在,也有九十四年的历史了。

    (一) 1896 — 1918 年

    1896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正值我国文字改革的切音运动时期,这一年出版的切音新字方案中有三种是用速记符号作为体系:( 1 )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2 )沈学的《盛世元音》(又名“天下公字”),( 3 )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其中最有代表性并正式转化为速记技术的,是蔡锡勇的《传音快字》。

    到戊戌维新时期,清廷设置咨政院,需要速记人员担任会议记录,曾求助于日本,未果。以后发现我国早已发明了速记,乃召蔡勇锡的儿子蔡璋,到北京创办京师速记学堂,为我国培训了第一批速记人才(约二百余人)。在办学过程中,蔡璋曾到日本游学,研究了田锁纲纪及熊崎健一郎的速记;回来以后改进了他父亲从美国凌士礼速记受到启发而创制的《传音快字》,写成《中国速记学》一书于 1913 年(民国二年)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本以速记命名的专书。从 1910 年咨政院开会起,直到民国的历届国会都是由蔡璋和他的学生担任速记工作。他们记下的大量速记稿,至今还保存在国家档案馆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资料。由于蔡璋主持速记工作有功于文化,民国时期的大总统,曾先后颁发给他四等嘉禾勋章及二等大绶嘉禾勋章,并颁给其父亲蔡锡勇“有功艺林”的匾额。

    在 1896 年以后,陆续发表过很多文字改革方案,其中有十多种也是采用速记符号作为新文字的。但有一种值得重视,那就是 1913 年张才(玉阶)的《粤音汉文快字》,到 1917 年改编为《汉文快字全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楷字体,第二册是改良体,第三册是加快体(即速记体),这是我国由拼音新字转化为速记技术的第二部著作。但可惜只能记粤音(广东话),仅在香港、广州一带设校传播,可是他的《全书》三册,却标志了这一时期的速记发展过程,即由拼音新字——草体——速记。

    从符形体系上看,这一时期的速记,都是正圆体系,受英文皮特曼速记( Pitman Shorthand )和凌士礼速记( Lindsley Tachygraphy )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受到日文田锁纲和熊崎健一郎速记的一定影响。这一时期只是中国速记的启蒙阶段。

    (二) 1919 —— 1936 年

    1919 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这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速记得到进一步发展。

    我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全书是经他的秘书黄昌谷全文速记下来、整理成书的,共十六讲,十五万余字。 1924 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主席台前设置有“速记席”,由张才速记传人林春华主持其事。这就充分说明,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速记技术曾经作过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有四种速记方案可作为代表。

    1. 张才速记——这时期张才的弟子林春华,把记粤音的“张才快字”,改编为记国语的《张才快字速记》,因而打破了地域性,向华东地区发展。林氏曾在上海设校推广。以后徐飘萍、徐炳升、居正修相继办班,培养了一批人材,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和各机关担任速记工作。

    2. 汪怡速记——汪怡是我国一位语音学家,他以爱国热情和改革精神,于 1919 年发表了《中国新式速记术》(第一式); 1928 年又修订出版了《中国最新速记术》(第二式); 1931 年再加修订,又出版了《汪怡国语速记学》(第三式);到 1936 年进一步简化,又出版了《汪怡简式速记》(第四式)。第二式发表后,作者本人就到各大学和职业学校讲授,到 1931 年更创立国语速记传习所在北京推广,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在北方影响较大。晚年时期,汪怡赴台养病,仍继续研究速记,在台湾发表了《汪怡速记第五式》。

    3. 炳勋速记——杨炳勋从美国留学回来,于 1925 年发表了《炳勋速记》,并在上海设校推广。本人还在大学兼任速记课程,对速记事业十分热心,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把学校迁到浙江丽水,在困苦中却不幸投江自尽了。

    4. 邦永速记——张邦永是一位盐务工作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欧洲看到速记的重要性,回国以后,便潜心研究,于 1929 年出版了《邦永速记术》;到 1933 年又修订出版了《国语邦永速记术》;以后为适应长江一带口音的读者,又于 1938 年出版了《邦永速记学》。以上三书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因公务在身,无暇办学,只是靠著作传播。

    这一时期,还有陈振先的《天然拼音新字》( 1921 年)曾在香港推行;赵雅庭的《赵氏国语快字》( 1926 )曾在广东推行;陆衣言的《国语速记术》( 1925 ),韦应时的《韦氏华文速记学》( 1928 )曾在上海推行;刘建中的《建中速记学》( 1935 )曾在南京推行。张兆云的《华文平线速记术)( 1935 ),廖鲁芗的《中文速记术》( 1937 ),沈志浩的《志浩简易速记》( 1937 )等等,以上三种速记都未见推行。

    从速符体系上看,这一时期几乎全是正圆体系。只有张兆云的方案,是属于椭圆体系。

    (三) 1937 — 1949 年

    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我国人民迁徙流离,家破人亡,一切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都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速记发展的情况,可分两个方面: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情况。 1938 年党中央举办第一期速记训练班,由石磊(张霁中)任教,传授汪怡简式速记。第一期二十人,共办了六期,受训的共约二百余人。 1939 年中央秘书处设速记股; 1941 年中央办公厅成立速记室,先后由王仲方、武承宗负责,主持速记工作。使用速记的范围,也逐步从延安扩大到各根据地去了。使用的形式,大概有下列四种:( 1 )大会记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如毛主席《反对党八股》、《学习与时局》、《组织起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等重要报告,都是用速记记录下来,整理成文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诸领导同志的文集或选集中,都有很多文章、报告是用速记记录下来的。在中央档案馆里更保存了大批速记资料,成为珍贵的历史文件。( 2 )中小型座谈会作记录。( 3 )为稿服务,如《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由负责起草的领导同志口授,由速记员记录下来,经多次讨论修改才完稿的。( 4 )记录志接见干部或客人的谈话。曾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张树德和新疆统计局局长的张重都曾作过毛主席的专职速记员。许多历史文献,都是他们速记下来的。其功劳将与日月永存。

    速记所以能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充分为革命事业发挥作用,是同中央领导同志对速记的重视分不开的。当时毛主席、周恩来、朱总、任弼时、曾三等同志对速记工作都非常重视。

    2. 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这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一些主要机关都有速记员,主要是张才速记工作者主持其事,其他速记方式的人也有参加工作的。如汪怡式、炳勋式、邦永式、赵雅庭式、亚伟式等等。

    我是 1934 年开始研究速记的,采用了椭圆体系符形。于 1938 年出版了《规格化亚伟中文速记学》(简称《亚伟速记学》)。当时我的创案思想,一是出于爱国心,二是为了革新中文速记。因为我那时所见到的中文速记都是正圆体系的,但发现英文葛锐格式速记( Gregg Shorthand )的椭圆体系确实比正圆体系速记的符形流利、自然、美观,符合手写的生理运动规律;又考察了葛式速记在美国的普及情况,以及对社会文化所起的作用,因而决心要把这一体系应用到中文速记里来。书成之后,我曾寄给葛锐格博士征求意见,得到他的赞许,并回赠了一些书刊。我国语言学家周有光当年在美国见到葛氏时,葛氏还向他提到此事。《亚伟速记学》发表后,我在重庆设校推广,开始献身速记事业,打破速记专业化的局限,除了面授以外,还办理函授。提出的口号是“人人识字,人人速记”,把推广速记的工作与文字改革运动结合起来;要求我的学生“即学即用,即知即传”,因而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办学运动。有很多能人志士参加了这项工作,在各处开班教学。

    抗战结束以后,学校迁到上海,我同时在国立复旦大学新闻系、暨南大学新闻系和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讲授“速记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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