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记(速录)的发展概况

发布时间：2024/4/19 17:16:54 阅读次数：18349

    这期间，在重庆、上海等地推行速记的，还有 1941 创案的《范氏速记术》（又名《顾范速记术》），创案人范资深，他是一位精通中、英文速记的学者，创办了中国中英文速记打字学社。在上海还有金长风创办的长风速记学校，推行《长风速记术》（ 1941 年创案），是一种五级比例的音节制速记，很有特色。《简易速记》的创案人郭立华，也在上海社班授课，他是《炳勋速记》的革新者， 1941 年创制的《简易速记》在韵符设计方面对《炳勋速记》有重大的突破。在东北推行速记的还有擅长日文速记的颜延超，他于 1944 年创制《超式速记》，属于椭圆体系；以后又将三拼改为双拼，于 1948 年出版《超式国语速记记法》，并在长春大学法学院讲授，同时设校推广。

    1946 年开始，东北解放区办了几期党政机关速记人员训练班，由延安党中央速记室老速记工作者章岩主讲“汪怡速记”，为革命工作培养了一批人材。 1947 年在北京办班推行的还有刘懋陆的《青年速记学》，在上海办班推行的还有吴江的《吴江速记》。

    此外，还有一些速记方式，出了教材但未坚持推行的，如徐流、赵士秋、罗颖之、金牧民、马守钊、冉晋如、张锐光、陶冶、王舞茅、张文生等人的速记方案。

    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成立了中国速记学会，推徐飘萍为理事长，居正修为副理事长，唐亚伟为监事长。抗战胜利后，人员分散，此会亦自解体。到解放战争时期，南京成立了中华速记学社，选徐飘萍任理事长；在上海成立了中国速记学会，选唐亚伟为理事长，待全国解放，这些学术团体均无形解散，未有恢复。

    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椭圆体系兴起，正圆体系继续发展；速记已开始向群众普及，在政治、经济和文教方面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民间速记事业的发展，仍是十分艰难曲折的。

    （四） 1949 —— 1976 年

    1949 年全国解放，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速记开始了新的历程，进入到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期，特别是五十年代前期，是我国速记发展的高潮。由于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开会多，学习多），速记学术得到蓬勃发展。

    这时，亚伟速记学校在北京设立总校，在上海、南京、天津、重庆、杭州、兰州、哈密、香港等地设立分校、分班。并在北京、上海学校设有专修科，由各机关、团体、企业保送干部前来学习，为解放后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材，回到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担任速记工作。同时设立函授部，大力普及速记学术。

    这时，在北京办学的还有新中国速记学校（刘拓主持）、推广“新中国式速记”；牧民速记讲习班（金牧民主持），推广“牧民速记”；在上海的长风速记学校（金长风主持），推广“长风速记”；中国中英文速记打字学社（范资深主持），推广“范氏速记术”和史龙式英文速记；在上海和大连的简易速记班（郭立华主持），推广“简易速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办的速记训练班（居正修、徐炳升主持），推广张才速记；大众速记学校（赵邦典主持），推广“大众速记法”；南京的红星速记讲习班（邓纲主持），推广“红星速记”；武汉的实用速记学校（赵政主持），推广“实用速记”；联简速记学社（夏甘树主持），推广“联简速记”；温州的实践速记学校和以后的温州速记学校（张长松、张洪声、朱宗城、金芳主持），推行“温州速记”；四川省人民政府办的速记人员训练班（李中平主持），推行“亚伟速记”；哈尔滨的超式速记班（颜廷超主持），推行“超式速记”；北京速记学校（庞麟主持），推行“中国最新速记学”；青岛速记学校（隋兆新主持），推行“隋氏速记”；济南建业职校速记班（刘清泰主持）推行“亚伟速记”；阜新速记班（姚志民主持）推行“亚伟速记”；广西南宁应用速记研究班（黄世溥主持），推行“亚伟速记”……

    这一时期的速记研究工作也出新了高潮，由于斜体式的《苏联国家统一式速记》及其“《理论基础》”传入我国，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因而许多速记学者投入了斜体式中文速记的创研工作，形成了一个热潮，我主编的全国公开发行的《速记月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宣传、推荐和组织工作，其中编委颜廷超用力最多，贡献最大，从此，一支斜体式速记的队伍开始在我国形成。

    这一时期各地发表的速记新方案及修订案，不下八十种，其中包括了各种不同的体系，而斜体体系的方案却占了三分之一。其中如《速记月报》的集体方案，以及唐亚伟、颜廷超、阎德勤、刘拓、王金梁、苏文、赵仁、阳昌明、余慕陶、唐士丰、陈荣滨、王晶、刘越、吴明、张明等人的方案。椭圆体系的方案也占三分之一，其中除了以上已提到的一些认识的方案外，还有刘捷声、赵仁、阳昌明、周寿龄、王正、葛孚梁、徐培汀、冯天霖、韦新龙等人的方案。正圆、综合、汉字等体系的方案，也共有占三分之一。除了前面已提到的一些方案外，还有居正修修订的张才速记，张邦永新创的拼音速记，求易速记，赵剑平与赵利坛的音节速记等。以及唐、颜、王正、李思源等人的字母、方位速记等等。就不详细列举了。

    但是“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工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形势反映在教育战线上，就是民办的职业学校相继停办，因而各地的速记学校陆续结束。民间的速记研究工作，也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庆幸的是， 1955 年，陈毅副总理关心我国速记学术，亲自批准创建“北京速记学校”，这是我国第一个公立的速记学校。这时民办的北京亚伟速记学校被迫停办，将各机关、单位保送来的第十三届专修科住校学生（四十余人）和一部分教师转入北京速记学校，仍设立专修班、讲习班和函授部，继续推行亚伟速记，由范立荣、杜堃仓、董增源、冀茂林等负责主持教学工作。同时集体编写了《速记教材》一书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速记学校又连续举办了九届专修班，为中央、地方的机关、团体、部队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

    到“十年动乱”期间， 1968 年，北京速记学校也被迫停办，“四人帮”把速记视为异端，所有工作人员下放劳动，速记书刊资料全部被毁。我国速记教育事业遭到彻底破坏，几乎濒于灭绝。

    这时，只有中央外交部，由于客观需要，在周总理维护下，仍然使用速记，并在内部办班，继续传授亚伟速记。当时派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均有“速记员”的编制，每次外事谈判，都必须有速记员参加。例如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潜来我国，为了中美恢复邦交与周总理作了二十小时的秘密谈判，双方都有速记员参加。我方速记员是廉正保和胡凤仙。 1972 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我国，会谈中美建交问题，每次接见和会谈都有速记员参加记录。因此，速记在我国外交工作中，一直没有停顿，而且做出了很大贡献。

    （五） 1977 ——现在

    一、 1976 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又得到复兴，速记事业也出现了大团结、大繁荣的新气象。 1979 年，全国政协教育组，在组长周有光同志的倡议下，召开了在京速记工作者座谈会，由周老主持，唐亚伟、张潮、刘拓、范立荣、李裕德、董增源、杜坤堃仓、郭东文、费觉敏、张秀斌、张凤珍、霍丰平、张静华等二十多位同志参加了座谈。会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专题报道《速记有用，应该重视》，引起了各方面的关切和反响，为我国速记复苏吹起了进军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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