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录师周玲：用手指追赶声音

在某高校的报告厅，一场高考指导会正在进行，报告专家滔滔讲解报考要诀，台下学生、家长时而奋笔疾书，时而交头接耳……报告完结后，有人因漏下要点需要多方询问。但台下有一个人几乎没有漏掉一个字，她被称作“速录师”。主持人宣布报告结束，她将一份完整的现场讲话文稿交给了主办方。

  

　　今天为您讲述的是一位奋斗在十指与键盘之间的女速录师—周玲。

　　南岛晚报记者 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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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神奇的职业”

　　音落字出—打字与说话同速

　　“哇，太神奇来了，竟然还有人打字可以这么快！”“这是什么机器啊，键很少？”报告会结束，有些听者发现了周玲，非常羡慕而又惊叹的围在周玲旁边，而此时，周玲已经交接完毕2万多字的文稿，紧张的几个小时也已经轻松下来。面对一群陌生人的惊叹，周玲只是微笑，因为已经习惯被感叹和被好奇，但是心里还会有一丝的欣喜，这便是她的工作带给她的成就感。

　　离开会场，周玲显得很轻松，甚至没有座席上听众的疑惑和紧张。这也源于她多年的速录工作让她面对这些常人认为高难度的工作显得非常轻车熟路，她只要保证把所有听到的声音“翻译”成文字，并保证准确率达到98%就算是较好的完成任务，至于所讲授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引申含义，或者进一步剖析都与她无关。当最后一个句号完成，她对这次会议可以什么都不记得。

　　2万多字的文稿，就是现场几个小时内所有的内容，包括主讲人的全部讲话内容，甚至是“嗯”“呵”等形声词语。“一般情况下，我都会将现场的声音尽量每个字都录入进去。”周玲说，只要有人在说话，她就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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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份不走心的工作”

　　专业训练—过耳不过心

　　无论多少人跟周玲表达过惊奇，对于周玲来说，这都只是一份普通的工作，只是这个行业不被大多数人所了解。“只要经过专业的听打训练，记录一般的会议对我们来说都算轻松的。”周玲做速录工作近十年，大多会议记录对于她来说都不会有任何的紧张。“只要会前稍作熟悉，现场注意力集中，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周玲满有自信地说。

　　一台打字机、一台笔记本电脑，就是周玲所有的设备。当然，为了以防万一，需要配备的还有一部录音笔，以防现场断电等突发情况发生可以补救。打字机键盘只有14个键，方便十个手指不必移动位置就可敲击。打字的方法基于汉语拼音。而所谓的“听打”就是边听边打字，将听到的字、词条件反射的敲击在键盘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次结束会议，周玲基本不会记得什么人讲了什么事情，周玲自嘲说，“这是一份不走心的工作。”

　　虽说是“不走心”，但是也需要做功课，遇上一些比较专业的会议，一些专家会讲一些很专业的词汇，甚至是公式，这对于欠缺专业知识的速录师来说是一个难题。所以，大多情况下，周玲接到任务之后都会先熟悉会议的大概内容，以及涉及到的专业领域，尽可能地多做功课，以便在现场可以应对。如若不能做到完美，虽然主办方会表示理解，周玲还是会自责。

　　交接完作品，活动的主办方会向周玲支付每小时200元或250元的劳酬，带着辛苦了几个小时的收获，她会很快赶回家，去做一个忙碌的母亲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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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的旁观者”

　　去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名人

　　“我的一些朋友很羡慕我的工作，说我可以去很多地方，见到很多名人，而且都是近距离的接触。”周玲并不否认这份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一般人很难获得的便利。而工作性质的原因导致了她即便是见到再有名的名人，参加再高端的会议、论坛，她也都只能在距离主席台最近的地方认真听，不说话，不交流，更别说留下什么纪念照。“别人在互动的时候，就是我在忙的时候，等我不忙时，基本上也就散会了。”周玲说，“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但也确实见过不少名人，只是连一张合影照都没有留下。”

　　那时周玲还在上海，参加一次颁奖活动，周玲负责媒体采访记录。当时周玲与王力宏坐得很近，因为王力宏多次上台领奖，当王力宏再次登台的时候，记者没有了问题，出现几分钟的冷场，周玲随即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王力宏看看周玲说，“呵呵，你不工作还在那里拍我。”这是周玲记忆较为深刻的一次与明星的对话，“在我的记忆中也就只有这么一次。而事实上我并没有回应他，因为他说话后我就要开始记录了。”

　　在很多个华丽的现场，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名人，无论气氛多么的热闹，现场怎样的吵杂，周玲总是最安静的那个，或者说是冷静，冷静的辨识每一个字、词，所以她不追星，不迷任何人，再令粉丝激动的名字在周玲的手指间就是几个拼音字母组合起来的词汇，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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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怕被当成工作人员”

　　开始工作—绷紧每一根神经

　　每一次工作，周玲都提前半个小时到场，调试好设备等待活动开始。即便是做了十年之久的老速录员，每次会议开始周玲也都会有些许的担心。“因为现场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干扰。”周玲说自己最怕的就是把自己当成工作人员。

　　“因为我坐的位置都比较特殊，不能在主席台上，因为敲击键盘会有声音，坐的太远又听不清，所以一般情况我们都会安排在靠近主席台的一边角落。”周玲说，特别是来来回回的观众总会经过她，总会有人问，“卫生间在哪里啊？”她每次都只能快速摇摇头不理问路人，因为只要漏下一个词就很难补。

　　除此之外，遇上一些比较专业的会议，在演讲或者讨论中会涉及非常专业的名词或者公式，亦或是一些华侨常会在中文中夹杂英语，这对周玲来说都是挑战。因为这些需要切换输入法，这会耽误一定的时间，况且公式和英文单词并不能像中文一样条件反射到手指上，所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放弃。

　　这么多年来，周玲参加的活动无数，所出现的问题也就仅此而已，每次工作结束之后，唯一的感觉就是两只手会很酸，紧绷的神经放松之后，一切都还正常。她说这份工作的自由和所获得的成就感，是她继续做下去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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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做到社会不需要这个职业”

　　喜爱速录这份职业的自由

　　速录员这个职业兴起在2005年左右，周玲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虽然学的是英语教育专业，但是受到当时铺天盖地的广告影响，加上对本专业的不感兴趣，周玲参加了速记培训班。学习了一年，花掉父母20000多元钱，但周玲发现，学习的人多，但是社会上真正提供的职位并不多，所以大多人放弃了找工作而转行，周玲也这样想。

　　每分钟200个字是对速记员基本的要求，但在学习的过程中会经历很多瓶颈，如每分钟140个字和从打词到打句子都是学员较难经历的一个过程。周玲还算顺利，加上早早出去实习，应对变换不定的语速等突发状况就显得比较游刃有余。她们一届有几十个人，但是毕业后从事速录工作的不过三五个，周玲是其中之一。这也算是人生的一个过渡，如果生活有“如果”，周玲是没有找到工作中的那个，现在，她可能在某个学校做英语老师。　周玲是湖北洪湖人，2005年在武汉毕业英语教育专业，之后转成为速录师。之后去上海打拼，在建立了一定的人脉资源之后，2007年从公司辞职成为一名自由职业的速录师，2009年因为向往海南，同父母、爱人、孩子定居在海口。

　　其实周玲的收入也并没想象的那样高，活动多就辛苦些多赚些，活动少就少拿些，如果能保持每个月收入5000，周玲就知足了。而其实更让周玲坚持做下去的原因是这份职业的自由，背起设备去工作，交稿拿钱就下班。

　　现在也已经出现了能够翻译语音的的软件，周玲说，“一时半会软件还不能取代我们，毕竟现场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软件是不能应变的，我们可以。”周玲说，“等到真的可以被取代，社会不需要这份职业了，我也就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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