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珠璇：速记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更直接而显见的是，在几十年的应用中，我个人的书写速度不仅得了锻炼和提高，速记的听、写、译的技巧越来越娴熟，知识面越来扩大，整理速记记录稿的效率和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在速记教学和速度比赛上，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在担任速记教学中，始终还是学习速记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必须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黑板上，亲自书写、示范；每课前必先练习听、记，帮助学员把学过的符号用到例句中；并常常结合当前形势，从重要报刊上、领导讲话中摘录例句和常用词，使学员感到学了就马上能用上。有一次，我在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秘班讲速记课。开课那天晚上，我什么道理也没有讲，只是请一位学员随便把当天报纸上的文字念一段。他把关于体育报道方面的消息，念了一遍。他一边念我在黑板上用速记符号记录，然后当场一字不漏地读出来。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掌，情绪极为高涨，接着就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了。下课后，他们对我说：“速记太有用了，可惜我们速记课开得太晚了，应该一开学就先开速记课，学会速记，用它记笔记，多方便呀。”有的同志表示：“回去后，一定想办法进一步学习速记，研究创制本民族的速记方案。”还有一个时期，我给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是顾执中先生）上速记课。每次上课时，学员都纷纷提出在采访中常遇到的句子和常用词，让我写在黑板上；虽然，有的还没学到，但为了让他们能及时用上，我就提前告诉他们这些字句的写法省略方法。因为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上课就比较灵活。在课堂上，师生之间象朋友一样，他们有问我必答，边说边写，他们感觉这样教比利用教材学得活，有兴趣。我还鼓励同学们用速记给我写信或写短文。当我能认读出他们用速符写的片断或词句时，他们非常高兴。有的学员甚至在毕业后还坚持用速记给我写信。我教的学生中，有的当了某部队司令员的秘书，有的虽是工人，但常被厂领导带去出席会议，因为他学会速记现已调到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有的当了速记教师，和学生一起边学边用速记。他们告诉我说：在应用速记中，都尝到了速记的“甜”了。

    速记竞赛是为了促进更好的应用。 1983 年，北京速记协会举办的第一届速记比赛，我的竞赛分速是 200 字，准确率达到 99.8 ％，获第一名。当时我已是 52 岁了。与 1950 年（当时我只有 19 岁）毕业时的速度相比（毕业考试分速 200 字，准确率 97 ％，获全班第一名和“学习模范”称号，得蓝磁金质奖章一枚），速度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准确率更高了。这绝不是短时间突击锻炼速度所能达到的。是长期应用的必然结果。而且，记得那一天，我骑车去中山公园会场和赛场（均在中山堂内）的路上，被人撞倒，只差一刻钟就开会了。我急忙把断了条的自行车送车铺修理，又赶乘公共汽车，下车后跑步到了会场，上气不接下气地参加了比赛。如果没有平常应用的临场经验和适应各种内容速度的反映能力，在那种情况下，获得冠军是不可能的。 1986 年在纪念我国速记九十周年诞辰的学术交流和速记竞赛大会上，我负责大会秘书组的工作，不仅大会前，没有锻炼速度的机会和时间（我和孙学中同志是北京选手的教练），在大会期间，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更挤不出时间练习速度。但是参加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速记世界内部比出你的高速度，还是我的高速度，而只是为了在社会上共同树立一个优秀的“速记形象”，是为了团结和互相学习 所以，虽然很多同志为我担心，埋怨我没有专心去练速度，但是我和曹敬芳同志相约还是积极地、平心静气地参加了比赛，那年我 55 岁，获得甲组第五名。“ 55 ”岁和第“ 5 ”名，也可以说，我得了三个“五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因此，我一直把得到的奖品—电子钟，挂在我的屋里，每天都能看到它，时时激起我对速记应用和竞赛了回忆，振奋我拼搏向上的精神。

    经过长期应用速记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速记虽然是一门简单易学的应用技术，但要达到技巧娴熟，应用自如，“手动快如飞，下笔如有神”的境地，却包含着复杂的学问，绝非一挥而就的。正象我的部领导李开信同志有一次对我说的那样：“我通过你认识了速记。我发现速记不单纯是用简单的符号记录别人的讲话。会速记的人，必须懂得各种方言，还要懂得古汉语、诗词；不然，听不懂，也记不下来。还得学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然，领导讲话用了人名、引了典故，你也不知出自何处。你的知识面必须很广、不但要懂语法、修辞、逻辑，还要懂党史、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各种专业知识。字也得写的好，让人拿起稿子来，愿意看下去。”他的话使我感到我就是速记。我利用速记为社会做贡献，速记通过我的手，全面地发挥了作用，使周围的人认识到了速记有用，也对付出的艰辛劳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因此，我说：“你说得很对，确实如此。但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的心。”他微笑地点着头，期望地认真地说：“你应该培养接班人，物色接班人。”

    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培养出一大批坚持应用、高标准、高质量的速记人才来，在社会上就一定能证明速记是有生命力的，速记人员也一定会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而这也正是我们的速记专家、学者、教学工作者、速记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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