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速记事业在改革开放30年中的发展成就

    我国的速记事业，从1896年拉开序幕，到今天已经是112年的光景。速记在那漫长的岁月里，艰辛举步，求争拼搏，奋勇努力，仅仅打造了一个民间的作坊。在那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和长期战乱的年代，广大人民连自己的生命和温饱以及栖身之处都无法解决，如何能光顾速记文化领域的科学品牌。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千百万翻身的奴隶成了国家的主人，建设新中国，奴隶们开始拼命地学习文化，学习技术，学习建设自己家园的本领，速记作为快速记录的工具和技术，备受广大人民群众的青睐，速记事业发生了根本转机，速记开始为广大工农兵学商所利用，为人民服务，成为新中国的宠儿。

    虽然速记在发展，然而，它和所有领域一样，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速记学校被迫停办，速记教师被迫改行，速记的权威学者和一些有成就的速记工作者也进了“牛棚”，速记的书籍因为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堪称“大毒草”送进了造纸厂，速记正在面临灭绝的边缘。

    拨乱反正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速记学术获得新生、恢复与发展，速记界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

    1979年10月，全国政协教育组召开了在京速记工作者座谈会，会议由全国政协教育组组长、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主持，与会同志就恢复和发展我国的速记学术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光明日报》以《速记有用，应当重视》的专题向全社会进行呼吁和报道；1980年5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速记是运用一些简便的符号和缩写方法，迅速记录人类语言或表达人类思想的快速、先进的书写工具。它既能节省时间，又能提高效率，用途极其宽广。在我国广泛传播和推广速记，将会使它在实现四化进程中起积极作用。”《中国青年报》和《黑龙江日报》等相继发表有关恢复速记学术的文章，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此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成立自己的速记学术组织和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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