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记(速录)的发展概况

    《中国速记百年史》是中国文化史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侧面。它同中国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教育史是紧密相连的。中国速记百年的兴衰演变是与中国社会、政治背景、经济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的。因此可以说这部《中国速记百年史》也是中国近百年来社会与政治演变动态的缩影，是很有价值的。

    速记的生命力在于应用

    韩 珠 璇

    速记的生命力在于应用。在这里，我只想用亲身的经历和事实来说明这个论题。

    我从 1950 年由共青团中央团校保送，在北京亚伟速记学校专修科学会速记以后，一直坚持应用速记，至今已有四十年了。现在我已离休，但仍然站在速记战线上，继续为速记事业的发展作贡献。所以，我的老领导周杰同志（全国人大常委副秘书长）最近对我说：“你是从速记开始，又以速记告终。你对速记没有半途而废，是善始善终的。”

    我为什么能够对速记“善始善终”呢？就是因为我始终自觉地坚持应用速记。速记是我在工作、学习、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用“伙伴”、“工具”、“手段”、“方法”都不能确切表达它对我所起的重要作用），它已成为我“有效生命”的组成部分。也可以说，速记就是我的“右手”。只要我一拿起笔，速记符号就会很自然地出现在纸上。而且，由于经常为中央领导和重要会议搞速记记录、整理工作，熟悉我的人只要看到我或提到我的名字，也就会很自然地想到“速记”，或者会不约而同地说一声：“她会速记。”速记也就成了我这个人的“特点”和“特征”。由于速记的特殊作用，我也常常成为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言行的历史见证人。

    我能够几十年来都坚持应用速记，说明速记是有用的，也证明速记在我国是有用武之地的。

    速记的用武之地在哪里呢？除了个人应用和配合录音机使用外，在录音机不能到达的场合和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速记是必不可少的。这方面，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廉正保曾多次谈过他个人的体会。

    他认为，在重要的外交会谈或会见的场合不允许摆放录音机，在这种情况下，速记就特别重要。例如，前不久，美国特使来访，他只带了四个工作人员，就是两名速记员和两名通讯员。一般美国官员在会谈时，速记员和通讯员是非有不可的。他们一到房间里，就马上架线，随时随地地与白宫联系。速记员记录下来的东西，要马上报告国内。我们的领导接见，也非有速记员不可。我在计委系统工作多年，每当全国计划会议或全国物资厅、局长会议、中央领导同志接见部分会议代表（一般是省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参加）时，也不允许携带录音机，这就非有速记员不可。所以，每当大会即将结束那几天，如果在餐厅中，看见速记员突然出现，代表们就会议论纷纷、兴高采烈，立即猜到当晚某个时辰中央领导要接见了。这时，速记员就会成为代表的“代表”，是极受欢迎的。因为有了速记员和其他抄稿、寄稿同志一夜的辛苦，全体代表才在第二天上午及时听到传达，才能了解接见时的全貌和听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要的、风趣生动的讲话、对话和插话。中央领导同志中有的是湖南人，有的是江西人，有的是山西人。他们的讲话，难免带有地方口音，有时还要夹带几句家乡土话，很多同志不可能完全听懂（既使是录音机录下来反复放多少遍，也无济于事。）可是，速记员不仅听懂，而且能如实记下来，并且真实、生动地整理出来，传达给大家，这就显示出速记的特殊作用和必要了。还有些领导讲话不仅不念稿子，而且常常有动作、手势或来回走动。这些无声的动态，录音机即使在场，也无法路下来传达给大家。有一次，在中南海礼堂，周总理在接见讲话中，突然站起来离开座位，找不到痰盂，这时，勤务员看到后，立即从小礼堂侧门口把痰盂端进来，放在周总理身边的地上。周总理这时插话说：“崇洋的思想到处有。余心清已死了好几年了。痰盂本来是中国的好习惯。你们说，吐在痰盂里好，还是吐在手绢里好？我看，还是吐在痰盂里好。”象这样的情景，录音机是无法表达全貌的；即使录下插话，听的人也揣测不出当时为什么周总理突然讲这么一段话。可是，经过速记员整理后的传达稿就使人明了或看了一目了然，感觉有如身临其境，真实、生动，而且使人深受启发，大大激发了民族自尊心。

    当错误路线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有的国家领导人在接见讲话中有错误或不恰当之处，录音机如果录下来，是无法发现和处理的。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国家领导人和好几位副总理接见部分代表（省委书记和各部部长）时，一开头就说：“今年钢的产量下去了，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我们抓革命促生产，明年一开年就捞回来了。”这怎么可能呢？！因为那时已是年底，不到一个月就是来年了。我把讲话稿整理好以后，在上交部领导时指出：“这句话确实是这么说的。我不能抹掉。但传达时，请领导考虑。”部领导同意我的看法，说：“这怎么给他传达？！”我建议说：“可把一年三字开掉，剩下明年就捞回来了，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这样，部领导采纳了我的意见。有时，在接见的场合，领导之间，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常常是开诚相见，争论激烈，也常说一些风趣的政治笑话。领导的讲话记录要一般不能任意改动，但考虑传达效果，对明显不利于团结的话，个别容易引起误解的观点或词句，在整理时，就把删掉或修改了，事后并报告了部门领导。部领导让秘书转告我：“你删的对，改的好，特别是改动后，更符合逻辑，更确切了。这一点，录音机是办不到的。”

    有了录音机，速记与录音机可以互相配合，速记也仍然有用。例如，领导召开全国电话会议、座谈会、调查会、经验交流会等等。也仍然点名要我去做记录。整理后，再用录音机核对一遍，看看时间、地点、人名、数字是否准确。有些稿子，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往往传达后，还要打印或铅印发给大家。有些省、部或厅、局领导的发言，是有参考和保存价值的，常常要按要求一字不漏地整理出来，供领导转阅或登《简报》。

    在有新闻记者采访的重要会议上，他们更是离不开速记员。有的女记者每次开会报道，一定要求会议服务处安排和我住一个房间；而且她还常常主动帮助我抄写、复写记录稿。因为借助速记员的手，省事、方便多了，她可以及时、完整地写出新闻报导。所以，新闻记者和速记员常常会成为好朋友而他们手中即使有录音机，也常常弃之不用。

    在个人应用方面，更是得益非浅。在参加计委举办的哲学和资本论的学习班里，每当听辅导报告时，我都用速记完整的记下笔记，然后整理出来，给大家互相传阅，核对笔记，供复习、讨论参考。我自己也从中加深了认识，巩固了学习成果。多年来，很多同志也都在学习笔记中适用速记，收到成效。所以，在《中国老年实用大全》一书（ 1989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中，就把“速记式”正式列为写学习笔记的重要方法之一。

    在我负责的业务工作中，有时要向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打长途电话，听取有关情况和典型事例、数字的汇报。别的同志一般要用三天，才能把这个任务完成。我利用速记和长途台的同志互相配合，请她按大区一个省会接一个省会地安排好顺序。我仅用一天时间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当时，因为我是用速记来准确地记的，记完后就能立即复述与对方核对，没有反复问话或要求对方复述几遍的现象，因此汇报的对方是很惊讶的。我还经常担负编写简报的任务，由于用速记起草和摘录典型材料，因此领导交办的编写任务，比一般同志出稿较快。

    这些年，我虽然不是专职速记员，有固定的其它专职工作，但因为“会速记”，就成为委、部、局领导的“公用秘书”，也成为各种重要会议（包括国家体委、共青团中央召开的全国性的重要会议）的“速记员”，经常被“借调”成为“公用干部”。但也因此，使我见了大世面，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培养了毅力，增强了才干，广交了朋友。速记成为我为人民服务的有利工具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体现了它那旺盛的生命力。

    更直接而显见的是，在几十年的应用中，我个人的书写速度不仅得了锻炼和提高，速记的听、写、译的技巧越来越娴熟，知识面越来扩大，整理速记记录稿的效率和质量越来越高，而且在速记教学和速度比赛上，也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在担任速记教学中，始终还是学习速记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必须学用结合、边学边用；在黑板上，亲自书写、示范；每课前必先练习听、记，帮助学员把学过的符号用到例句中；并常常结合当前形势，从重要报刊上、领导讲话中摘录例句和常用词，使学员感到学了就马上能用上。有一次，我在民族文学研究所举办的少数民族文秘班讲速记课。开课那天晚上，我什么道理也没有讲，只是请一位学员随便把当天报纸上的文字念一段。他把关于体育报道方面的消息，念了一遍。他一边念我在黑板上用速记符号记录，然后当场一字不漏地读出来。同学们立即热烈地鼓掌，情绪极为高涨，接着就聚精会神地听我讲课了。下课后，他们对我说：“速记太有用了，可惜我们速记课开得太晚了，应该一开学就先开速记课，学会速记，用它记笔记，多方便呀。”有的同志表示：“回去后，一定想办法进一步学习速记，研究创制本民族的速记方案。”还有一个时期，我给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是顾执中先生）上速记课。每次上课时，学员都纷纷提出在采访中常遇到的句子和常用词，让我写在黑板上；虽然，有的还没学到，但为了让他们能及时用上，我就提前告诉他们这些字句的写法省略方法。因为他们接受能力比较强，上课就比较灵活。在课堂上，师生之间象朋友一样，他们有问我必答，边说边写，他们感觉这样教比利用教材学得活，有兴趣。我还鼓励同学们用速记给我写信或写短文。当我能认读出他们用速符写的片断或词句时，他们非常高兴。有的学员甚至在毕业后还坚持用速记给我写信。我教的学生中，有的当了某部队司令员的秘书，有的虽是工人，但常被厂领导带去出席会议，因为他学会速记现已调到办公室从事秘书工作；有的当了速记教师，和学生一起边学边用速记。他们告诉我说：在应用速记中，都尝到了速记的“甜”了。

    速记竞赛是为了促进更好的应用。 1983 年，北京速记协会举办的第一届速记比赛，我的竞赛分速是 200 字，准确率达到 99.8 ％，获第一名。当时我已是 52 岁了。与 1950 年（当时我只有 19 岁）毕业时的速度相比（毕业考试分速 200 字，准确率 97 ％，获全班第一名和“学习模范”称号，得蓝磁金质奖章一枚），速度不但没有降低，而且准确率更高了。这绝不是短时间突击锻炼速度所能达到的。是长期应用的必然结果。而且，记得那一天，我骑车去中山公园会场和赛场（均在中山堂内）的路上，被人撞倒，只差一刻钟就开会了。我急忙把断了条的自行车送车铺修理，又赶乘公共汽车，下车后跑步到了会场，上气不接下气地参加了比赛。如果没有平常应用的临场经验和适应各种内容速度的反映能力，在那种情况下，获得冠军是不可能的。 1986 年在纪念我国速记九十周年诞辰的学术交流和速记竞赛大会上，我负责大会秘书组的工作，不仅大会前，没有锻炼速度的机会和时间（我和孙学中同志是北京选手的教练），在大会期间，每天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更挤不出时间练习速度。但是参加比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速记世界内部比出你的高速度，还是我的高速度，而只是为了在社会上共同树立一个优秀的“速记形象”，是为了团结和互相学习 所以，虽然很多同志为我担心，埋怨我没有专心去练速度，但是我和曹敬芳同志相约还是积极地、平心静气地参加了比赛，那年我 55 岁，获得甲组第五名。“ 55 ”岁和第“ 5 ”名，也可以说，我得了三个“五分”。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事。因此，我一直把得到的奖品—电子钟，挂在我的屋里，每天都能看到它，时时激起我对速记应用和竞赛了回忆，振奋我拼搏向上的精神。

上一页[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